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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作者清和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年7月10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会议公告宣称，已就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框架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会议达成了“双支柱”成果：重新划分跨国企业征税权、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过去几十年，不少国家为了吸引国际资本，纷纷降低资本税率，给跨国公司与富豪提供了极大的避税便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逐利与“合理”避税，劳动则被限制全球流通，在本地实打实地纳税，劳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全球贫富悬殊逼近历史高位。
美国新闻机构ProPublica称根据其获取的数千份IRS保密数据，包括贝佐斯、马斯克、巴菲特、彭博、索罗斯等在内的美国25个顶级富豪的实际平均税率只有3.4%，远低于年收入位于中位数水平（7万美元）的美国家庭的税率——14%，低于家庭收入超过62.8万美元的高收入家庭的边际税率——37%，甚至低于全美最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不足2万美元）的边际税率——10%。与富豪们极低税率相比，全美中产家庭的税率普遍在15%-20%。
贫富差距扩大化，不是美国的特产，而是世界的通病。全球贫富差距为何持续扩大？这一历史性协议能否遏制全球贫富悬殊恶化？
本文以美国为例探索全球贫富分化的根源及危害。
01
自由市场，功利主义，自然法则
桥水基金一份报告指出，年代，美国收入前40%家庭的收入是后60%家庭收入的4倍，而到年，这一差距已经拉大为10倍。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至年的情况类似。
美国并不是个例，贫富差距扩大化已是全球普遍性问题。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危险线。一些国家缺乏公开的数据，其贫富差距难以量化，但这一现象是肉眼可见的。
问题来了，贫富差距为何持续扩大？很多人将贫富差距的原因归咎于自由市场，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从8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一日千里，不少新兴国家加入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但是，这几十年，全球贫富差距伴随着全球化而迅速扩大。这到底是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问题，还是限制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自由市场定然会造成贫富差距。自由市场直面资源不足的难题，激励人多样性的天赋，去竞争并高效利用稀缺的资源。但是，天赋有多样性之美，也有高低之分；竞争有胜负，有胜负就有淘汰与破产。
可见，享受自由市场带来的天赋多样性以及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来自竞争的压力、淘汰的残酷以及贫富悬殊的现实。反过来，如果忽略资源稀缺，盲目实施均贫富政策，会引发逆向淘汰，陷入共同贫穷的困境。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所说的：“始于均富，终于均贫”。他说：“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所以，一个国家发展自由市场的前提是，国民应该具备强大的个人意志以及勇敢竞争的品质，摒弃盲目拥抱强人的懦弱心态，消灭渴望借助强人剥夺他人财富的卑劣企图，以及粉碎政治投机者哄骗选民的机会主义。
当然，这并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关键问题在于：自由市场会带来多大程度的贫富差距？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自由市场不会导致过度的贫富差距。他们根据功利主义判断，自由市场带来效率与繁荣，而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可忍受的代价。问题是，如何判断自由市场不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化？
对于这一个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处理是谨慎而模糊的。他的逻辑是，分工可以促进技术熟练度，技术熟练进而促进规模递增。但是，规模递增容易导致市场集中，进而推导出市场垄断、财富集中以及贫富分化。到规模递增这里，斯密就没有讨论下去了。他只是用了一个今天已成为常识的表述：在自由市场的交换体系中，即便获利最少的那个人，他的财富也是在增加的。
问题是，假如低收入阶层年收入增长率只有2%，而富豪阶层年收入增长率20%，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这样的自由市场和社会体系还能持续吗？
后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内部经济激励企业投资技术，实现规模递增，进而获取垄断利润；外部经济提高了其他人的收益，削弱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这就是马歇尔悖论。
马歇尔的意思是，经济的外部性可以抑制财富集中。内部来看，因为有内部经济，这个社会的财富会向大型企业与富豪集中，但是又因为存在外部经济，比如信息外溢，其它小企业与个人也会受益。
现在的经济学家大多数使用自由市场的调节机制来解释。当大型企业的市场集中越拉越高，财富向富豪集中，投资边际收益率递减，企业市场竞争力下降，这时就有新的竞争对手崛起。比如，IBM当年统治了大型计算机，后来微软统治了个人计算机，如今谷歌和Facebook统治了互联网时代。这就是一个自由竞争、效率增进的动态平衡。
但是，这到底是动态平衡，还是持续的动态失衡呢？是不是一个垄断者替代另外一个垄断者？告别了系统的控制者，又迎来了大数据的控制者。这些跨国公司提高了技术水平及经济效率，但也可能抑制了技术与效率的最大化。在美国反垄断史上，这些问题存在巨大的争议。
探讨到这里，似乎已经进入了无解的迷局。这时，我们要出来，重新审视。技术垄断者带来了效率还是损失了效率？自由市场会造成多大程度的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多大是可容忍的？经济学家使用功利主义——效率与效用，来判断这些问题，其实误入歧途。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使用功利主义作为标准，这误导和阻碍了经济学的发展。其实，经济学以及任何学科的标准应该是一般性，具体来说是规律的一般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正当性（自然法）。经济学主张自由交换和私有产权，并不是因为经济效率，而是因为其具有正当性——符合人的行为规律的一般性，遵循了自然法。比如，主张言论自由的自然法逻辑是言论是身体的延伸品。身体属于个人，由个人自由支配，因此言论也是自由的。同样，独立的技术发明属于个人产权，也是这个逻辑。反过来说，经济学的主张，正是因为符合正当性，遵循人的行为规律，才具有经济效率。所以，一般性与正当性比功利主义更为根本。
回到主题。如果按照功利主义和效率标准，自由市场与贫富差距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无解之题。你说效率，他说公平，和事佬说效率与公平兼顾。你说自由，他说生存，和事佬说生存之上有自由。互联网平台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有没有扩大了贫富差距？这无法证实，也难以证伪。我们只需要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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