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天后，国内跨省游恢复开放。7月14日晚，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经当地省（区、市）党委同意后，可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行企业经营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
有别于每天的惯常生活，旅游让我们看到了非比寻常的异地风光或城镇景观。我们只要“出游”，便满怀好奇地观看周遭的事物。
大众旅游最早诞生于英国工业劳工阶级，发迹之地就位于北英格兰工业城镇的陋巷里。为什么工厂里的劳工阶级认为离家到其他地方逗留几天是适宜的社交活动？为什么英格兰北部的劳工阶级会发展出观光旅游活动？究竟在经验、思考、感知层面上出现何等剧烈的变革，才会形成此一新颖而重大的社会实践模式？
大众旅游活动的发展，象征着旅游的“民主化”（democratisation）。早期旅行并不普遍，只限社会上某一群人才有机会外出旅游，通常是比例很小的社会精英，在当时，旅行俨然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可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地区兴起火车旅游的风潮，平民百姓皆可搭乘火车外出度假，所以要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再是看他（她）有没有能力出门旅游，而是看他（她）来自什么阶级。我们在前一章说过，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全世界仿佛脱胎换骨，全新的社会关系模式自此确立、成形。也正是在同一时间，“游客凝视”结合了集体旅游的工具、民众旅行的渴望，以及摄影复制技术，成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要素。
20世纪汽车、飞机日益普及，使得人类的地理移动更加民主化，普通百姓可搭乘这些交通工具往来世界各地，我们稍后再来详细讨论。随着旅游日益民主化，旅游景点也开始出现品位上的不同。品位俨然成为一项指标，凸显社会内部的“差异”，结果，旅游景点就有了等级上的高低排序。某些地方虽能体现大众旅游的精神，却普遍受人轻视、嘲笑。有些景点，性质明明十分相似，却因为“社会格调”不同，导致地位相差悬殊，判若云泥。而劳工阶级偏爱的度假胜地旋即成了“大众旅游”的象征，沦为次级景点，对社会优势阶级来说，这些地方简直是品位不佳、平庸、粗俗的代名词。每当我们想要了解旅游的起源，或试着厘清究竟是哪些论述带动、维持了19世纪工业劳工观光旅游的风气时，却赫然发现，既有的说法似乎太过空泛，仅用“19世纪工业化”一词笼统带过（Myerscough，）。工业化牵涉到的层面十分广泛，为了明确指出哪些层面对大众旅游的发展特别重要，本章把注意力集中在海滨度假胜地。海滨度假胜地的兴起绝非必然之事，背后有两大因素造就了此风潮：一是英国19世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当地的特殊条件；二是新兴劳工阶级组织严谨，规模庞大，他们渐渐成了英国的中坚分子，因此整个社会结构必须以全新的模式来界定、组织娱乐活动。我们之所以要追溯海滨度假胜地的发展，原因无他，只因为它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大众旅游。18世纪欧洲兴起了许多温泉城镇。民众来到这些地方，一开始是基于医疗目的，因为当地泉水富含矿物质，可供民众泡澡或饮用。但我们并不清楚民众如何得知泉水具有疗效，以及他们为何对此深信不疑。英国最早的温泉疗养地位于斯卡伯勒（Scarborough），据说年，有个名叫法罗太太的妇人在海滨发现了一处温泉（参阅Hern，：2—3；Blackbourn，）。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就连医疗专业人士都主张饮用温泉水有益身体健康，甚至鼓励民众接受这种“治疗”。而温泉疗养地也开始在别的地方发展起来，像是巴斯（Bath）、巴克斯顿（Buxton）、哈罗盖特（Harrogate）、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Wells）等地。当时民众认为，只要泡温泉，饮泉水，身体中的许多疾病就会获得改善。不过，斯卡伯勒有其独特之处，它不只是温泉重镇，还坐落在滨海地区。当时有个韦提医生（Dr.Wittie）鼓励民众喝海水，并浸泡在海水里。18世纪，海浴人口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商贾和专业人士相信海浴具有提神的疗效。在这个阶段，海浴主要针对成年人来推广，儿童跟海滨的关系不大，毕竟，海浴的目的是促进身体健康，人们通常等到冬天才去“浸泡”，它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游泳（Hern，：21）。?
海浴有一定的步骤和仪式，只有在病况严重时，医生才会采取这种治疗手段。诚如历史学家吉本所言，民众必须取得专家的建议，做好万全准备，才可从事海浴活动（Shields，），而且通常是裸身浸泡。所以，这时候的海滨胜地算是“医疗”场所，而非“娱乐”场所。不过，温泉胜地依然是少数人的专属特权，只有在当地拥有房产，或租得起住处的人，才有机会待在温泉疗养地。扬格（Younger）简明扼要地解释了温泉疗养地的生活：17、18世纪水疗场所的生活形态，在许多方面很像在一艘邮轮或在一间小型冬季运动旅馆内生活，现场人数不多，不受外界打扰，不像现代海滨度假胜地，总被茫茫人海所淹没（：14—15）。但随着海浴愈来愈受欢迎，优势团体很难再继续把持获得的渠道。斯卡伯勒既是温泉疗养地，也是海滨度假景点，但也因此产生了冲突。年，一道围墙把城里的温泉隔离起来，并兴建了一座收费站，以杜绝“不当阶级人士”（Hern，：16）。但平洛特（Pimlott））指出，各地都在发展专门化的海滨度假胜地，这些限制手段根本不可行：
“度假海滨的人口容量几乎没有上限。去温泉疗养地，所有人集中在澡堂和输送矿泉的水汞房内活动，大家只能在众目睽睽下生活，没有其他选择，但海岸线可就不同了，它面积够大，可吸纳所有游客，无需强制大家集体行动，社会一致性（socialhomogeneity）的要求低。（：55）
”因此，空间是海滨度假胜地在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期间迅速发展的先决条件。英国海岸线绵长，除了捕鱼，别无其他用途，更何况海岸线、潮间带全归王室所有，私人无从掌控（参阅Thompson，：14）。
海滨度假胜地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发展。19世纪上半叶，沿海旅游胜地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制造业城镇，前者每年达2.56%，后者仅2.38%（LickorishandKershaw，：12）。布赖顿（Brighton）人口在短短50年之内，从人增加到人，这跟摄政王不无关系，因为他把伦敦西区海洋化，一时蔚为风潮（Shields，）。英国48个主要滨海大城，从年到年间，总共增加了10万人口；到了19世纪末，总人口比原先超过一倍之多。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的居民，55%每年起码去海边一次，20%的民众会在海滨旅游胜地待上更长的时间（Myerscough，：）。?
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促成下，这种大众休闲活动得以快速成长，而比较专业、特殊的服务也可聚集在特定的几个市中心，全力开发新事物，令当时的游客眼前一亮。第一项因素是劳工的经济条件获得微幅改善。人均收人比19世纪增加了25%（参阅DeaneandCole，：），因此劳工阶级有能力为下一次的假期累积存款。别忘了，当时休假还无法支领薪水（Walton，：）。第二项因素是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许多小市镇崛起之速令人瞠目结舌。年，英国20%的人口定居在城镇；可是到了年，城市人口居然高达80%。城市化带来了贫穷，也造成人口过度拥挤，更缺乏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LashandUrry，：第三章）。且不同于以往的老市镇，新兴城镇显然是按照社会阶级划分住宅区，这点是海滨度假胜地崛起的关键因素，因为前往新兴海滨景点度假的社会团体，多半是住在邻近工业市镇的劳工。谈到典型的城市形态，《经济学人》年的这段文字可谓一针见血：“阶级分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整个社会不只是分成不同的阶级，而且阶级还有地域化的倾向（localisedclasses），形成一个又一个阶级聚居区（classcolonies）……物以类聚，乃人之天性，只要碰到志趣相投之人，自然想结识对方；碰到品位、文化水平旗鼓相当者，更是如此。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评断，如果我们认为对方的品德足以跟自己分庭抗礼，结交的动机就最为强烈。（20June：；JohnsonandPooley，）
”19世纪的英国城镇，无论在经济上、人口上，甚至在空间上，皆历经了重大改变，这反而造就了一批律己甚严的劳工，他们独立自主，比较不受新旧社会体制的宰制。正因为劳工社群日益壮大，符合劳工阶级需求的休闲形态才有可能被独立区隔出来，专门发展并制度化（Thompson，；ClarkeandCritcher，）。
↑点击上方图片立即购买↑
《游客的凝视（第三版）》
[英]约翰·厄里[英]乔纳斯·拉森著
黄宛瑜译
格致出版社年4月
定价￥52.00现价￥41.60
随着工作形态愈来愈有组织、愈来愈跟着例行程序走，开始有些人想替休闲活动找到相对应的理论基础：“由于工作时数、工作性质通通改变了，政府不得不制定法律，载明休假天数。”（Cunningham，：）特别是在晚近兴起的工厂和工业城市，工作成了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内进行的活动，跟玩乐、宗教、节庆必须有所区隔。工作的本质于18、19世纪彻底翻转，工作本身即具有意义，不再只是一帖专治游手好闲的良方。甚至还有人企图将工作从任务导向转成时间导向（参阅Thompson，；LashandUrry，：第九、十章）。劳动大军刚组织起来，实业家就想在劳工身上施加严格的纪律（Pollard，），例如要求守时、出席率等等，否则课以罚金或惩罚，这些规矩对当时的民众来说还十分陌生。紧接着又推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劝导民众不要饮酒、猎杀、讲脏话、游手好闲（参阅Myerscough，：4—6；Cunningham，：第三章）。许多市集逐渐被废弃，圣徒纪念日和英格兰银行公休日数也大幅减少。年以降，教化“粗鲁”劳工阶级的想法普见于雇主、中产阶级改革人士，甚至是国家当局（参阅Rojek，：第二章）。最受他们青睐的休闲形态包括辅导课程、体育、工艺学习、音乐训练、郊游远足。此外，还为都市贫童举办乡村假期，而青少年运动也方兴未艾，筹办各种营队（基督少年军、童子军、犹太兄弟会等等），这些都是理性休闲运动的一环，有助于推动劳工的社会改造工程。随着工作变得理性化，工作时数也跟着逐渐缩减。英国国会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许多保护法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赋予人民休假半天的权利，特别是在每周六（参阅Cunninghm，：第五章）。菲尔普斯-布朗（Phelps-Brown）指出，每周工作时数不得超过54小时，外加半天的休假，在当时，这可是划时代的创举，民众称赞它“英国的一周”（lasemaineanglaise）（，；Cunningham，：—）。至于天数较多或为期一整周的假期，则首见于英格兰北部，主要集中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棉布生产地（Walton，，，，）。当地业主愿意把“通宵礼拜”（wakesweeks）纳入常态性休假，因为他们发现通宵礼拜若能放假，员工往后的出席率会更稳定、更有规律；纺织作坊最好在大家约定俗成的时间内关闭，避免断断续续开工，一再打断民众的夏天。由此可见，给民众放假的传统集中在双方同意的特定期间内，显然利大于弊（Walton，：）。雇主逐渐意识到，定期休假不仅不会延宕生产，反而有助于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可是，19世纪延长假期的措施，完全是劳工向雇主施压的结果，特别是生活较为宽裕的劳工，他们认为有了假期，才可发展自己热爱的休闲形态。工厂督察员伦纳德·霍纳（LeonardHorner）说，假期传统可以保存下来，一切都归功于社会习俗，而不是出于“雇主的自由意志”（Walton，：35）。通宵礼拜的一大特色就是集体联欢过节。沃尔顿（Walton）说，碰到通宵连假时，“比如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周（whitsuntide）等，按过去的习俗，民众必须做弥撒，小区全体居民一起庆祝”（：35）。可是从19世纪60年代以降，民众开始利用通宵连假，偕同左邻右舍去海滨旅游，远离平常工作、生活的场所（WaltonandPoole，；Walton）。在18、19世纪之交，社会价值观出现重大转变，这跟浪漫运动的发展有关。浪漫主义重视强烈的情绪和感受，强调诗意的神秘而非智识上的明晰，注重个人愉悦的表达（Feifer，：第五章）。雪莱（Shelleys）、拜伦（Byron）、柯勒律治（Coleridge）、济慈（Keats）、华兹华斯，全是浪漫主义的祭酒（Bate，）。浪漫主义者认为，人类感受得到自然的情绪，任何人皆可从壮丽美景中获得极大的愉悦。浪漫主义者还主张，新兴工业城镇的民众，若能离家几天，外出观赏、体验大自然，对身心肯定帮助很大。浪漫主义不仅带动了“风景旅游”的风潮，教导民众欣赏绵延无垠的海岸线，还鼓励大家从事海浴活动。试想一下，气候普遍恶劣，况且19世纪初海浴专用的衣服尚未问世，多数海浴者只能裸身浸泡，所以我们不难猜测“大自然”有益身体健康的观念，在当时不但已经出现，而且十分普及。因此，19世纪观光旅游很多是为了欣赏海洋的自然景观，获取其保健功效（Hern，：第二章；Walton，：第二章；Sprawson，）。发展大众旅游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交通运输大为改善。18世纪晚期，从伯明翰到布莱克浦（Blackpool）全程需要三天的时间，就算从曼彻斯特到布莱克浦，也要耗上一整天的路程，只有往返布莱顿的长途客运还算差强人意。可是到了年，交通便利许多，每天有48班长途客运往返伦敦、布莱顿两地，车程缩减至四个半小时（参阅Walvin，：34）。不过长途客运仍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路况恶劣。直到19世纪30年代，公路收费站信托机构（turnpiketrusts）才兴建了尚可接受的全国公路网，交通时间才大幅缩短。第二，长途客运所费不赀，1英里索价2.5到3便士。年，理查德·艾顿（RichardAyton）谈起布莱克浦游客时说：“他们多半搭马车前来，也不乏有人徒步一日，从40英里之遥的曼彻斯特远道而来。”（Walvin，：35）。（本文摘自《游客的凝视（第三版）》，[英]约翰·厄里[英]乔纳斯·拉森著，黄宛瑜译，格致出版社年4月出版，点击“阅读原文”立即购书）学习读书会利用高端智库资源，以接地气、有温度的形式向公众开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开辟新的路径。
主办单位
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文体旅游局）
特别合作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SMG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承办单位
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浦东新区陆家嘴图书馆东方财经·浦东频道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